现在大家又谈到房产税，谁有决策权？决策权掌握在谁手里？不能说因为房价太高，老百姓的钱太多，所以理所当然地要转移一部分到政府手里。

对于无力购买和暂时买不起房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和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等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群体，通过大力发展公租房、农民工公寓和吸引更多的存量房源进入租赁市场等，满足他们的租住需求和夹心层的过渡性基本居住需求。三是适度提高房地产交易税，增加投机交易成本。

这主要是在房屋交易环节进行调节。前两种需求，主要来自城市中低收入阶层，首次置业型属于基本住房需求，应以小户型为主，通过完善住房公积金等制度，采取税费减免、降低首付比例、利率优惠等政策支持人们购房置业。第二层次是自住型需求，又可以分为首次置业型、改善型和享受型三种情况。进入专题： 房产调控 。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对于改善型住房需求也应当支持和鼓励，合理提高人们的居住水平。

应当强调的是，征收物业税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负担，例如可以按家庭规定一定的免税面积等。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现在美国失业率持高不下，房地产低迷不振，银行倒闭不断发生。

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靠分工和市场的深化，用英国20世纪初一位经济学家Allen Young的看法：要依靠迂回生产。按照这个理论，在能真正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新的科技到来之前，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将进会入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期。按照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长波经济增长，都是一波科技革命所推动的。这一状况导致现在人们一提增长，就马上会想到实体部门的增长和实物产量的增长。

因而，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转向内需。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与目前的政治体制连在一起的。

譬如，去年的消费中汽车销售就增加的比较快，但09年消费增长与出口下降基本抵消了。如今这场世界衰退，从表层看，好象是从金融风暴引起的，但际上是第三次科技所推动经济增长的潜能已经发挥殆尽的结果。开发西部，不一定是要投多少钱就能解决多少问题，关键是人才流动。要减少中西部的差距，恰恰要主要市场的扩展和深化，依赖人力资源的流动。

但目前最关键还是要落实到政府的税收不要太多。这是中国近年劳动者收入一直提高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行业定价 在此我想引入一个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观点：从长期来看，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服务费收入，也会增加GDP总量。当然，就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增长格局来看，中国、印度以及一些亚洲、非洲甚至一些拉美国家在未来都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这并不能改变全球经济面临着一个较长时间的复苏期这一点。

当然其前提是随着经济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个过程不能靠人为获得。我先前说，08年之前，中国实际GDP可能高于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数据，很多经济学家如林毅夫、张五常也认同。

但这还不是我说的法治创造GDP的主要含义。我2006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法治创造GDP， 文中提到，良好法律制度的运作，需要更多的法律从业人员，因而，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越高，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越大。

生产越迂回、分工越细、市场范围越大，一个国家的GDP就越高。所以我认为，提升未来中国GDP差距的另一方面就是提高低端服务业的价格。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还处于上升期，这是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发生后中国经济仍有一个较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当然，在教育、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我们国内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西部地区人尤其是中西部农民工出来到东部打工，西部的人均土地和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就上升了，如西部市场再有一定的自发成长，东西部地区差距的人均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加上欧洲和日本经济到全面复苏还有很长距离，中国的外贸出口在未来几年内实在不容乐观，而目前看来只能是恢复性的增长，至多也只能有一个较慢的爬升。

从目前来看，美国经济二次探底不一定发生，但认为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这么过去了，还不现实。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制造业的快速增加、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高楼大厦的崛起、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建设)的建设，这些实体部门的增长，都曾经为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现在，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大部分都比较悲观，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都导致一波很长的经济增长，而50年代以核能和航空航天技术又及IT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其实都是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都促进了人类经济的大发展。

一方面政府税收不断快速增加，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又不透明，这就给一些人的权力寻租创造了诸多空间和可能。但是，这种增长方式能延续多久？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只能在一个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延续一段时期，并不能长期复制。

作为一个发展型政府，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有其经济合理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另一方面也是中国1978年之前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体制遗产。分工深化和迂回生产实际上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服务业的增长。但是实际问题不是这样简单。但去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经济增长来自投资？这数字很值得怀疑，即使真的是如此高，也是很危险的。

这些大项目、大工程的直接收益者，又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人，由此不难推断出，这种发展主义政府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会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依靠政府项目致富的富豪，而普罗大众的直接受益却很低。在发生了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后，人们对虚拟经济的增长有点怕了。

譬如，从美国经济整体来看，情况就比较糟糕。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财政预算的民主化。

以我在国外的生活经验来看，目前中国城市居民与国外城市居民的生活差距已经不太大了。导致过去几年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这是这些年中国居民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的GDP按现有汇率计算超过日本是一个节点，以后也会继续超过日本。此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证明，良好法治也关系到一个更好的市场经济的运作、保证资源和资本的流动性。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这些人均GDP水平低的地区发展起来了，那中国的GDP会有一个量到质的提升。与此同时，要调整不同人群的收入分配结构，快速且大幅度地增加低收入人群和家庭的收入，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薪收入标准，等等。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与经济社会体制乃至政治体制都密切联系在一起。譬如，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达到80%-90%，一个农民有那么多地可种，农民才能真正地富裕起来。

如果说还有真正的差距，主要还是在软件方面，比如教育，医疗，社保，环境等。但国民收入如何初次分配，显然是个主要决定因素。

财政向西部倾斜，不意味着人才会流向西部，企业家也不一定会齐聚到西部去进行淘金或者到西部进行大开发。在此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增大货币发行，扩大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要减税，还呼吁人们尽量节俭，增加储蓄，这显然不是一个自洽的宏观政策，结果只能使政府负债越来越重，并有可能正在使美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